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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文荐读》——2016第5期

2016年05月03日 16:45  点击:[]

 

中纪委网站微信号:4个小故事讲述老革命如何不护犊子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家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儒家文化讲究“诗礼传家”。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来说,“修身齐家平天下”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包括寻常百姓,也同样持守这样的治家信条。今天到北京一些胡同里的老四合院,仍然能看到“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的门联。

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赶考”的峥嵘岁月里,那些优良醇厚的家风也一直为人称颂。让我们透过几则小故事,一起来感受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家教。

 

周恩来: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要求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周恩来十分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为此,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定下了著名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结婚,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周恩来说过,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陈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

 

  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裂,被定作危房。当时计划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但在最后时刻,陈云告诉身边人:“这件事不能做,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最终,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陈云就在这个“铁框框”里坚持办公,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

同时,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搭过一次车。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

 

   罗荣桓:生活不要特殊化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在生活中,罗荣桓常常通过一些身体力行的细节来教育子女。1947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

  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罗荣桓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19631216,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楼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张闻天:“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何位,他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但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有一次,儿子张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他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

  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并发展成慢性病。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张闻天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在新疆一边劳动一边治疗。

  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同年,张虹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

  故事讲完了。“家风”的重要意义,就不再多说了。您自己的学习、思考、实践、感悟,才最最重要! 

(来源:中纪委网站微信号)

廉洁从政不吃亏

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河南省安阳市委原书记张笑东案件警示录。张笑东在忏悔书中反思道:“廉洁从政不吃亏,越过底线,一无所有。”廉洁从政不吃亏,应该是为官应秉持的一个理念,而张笑东却没有做到,直到忏悔时才感悟到。然而,一切都晚了!

可能有人会说,廉洁从政不吃亏,这样的道理不说也知道。事实恰恰相反,一些官员违纪违法、腐化变质,恰恰是认为廉洁从政会吃亏,以权谋私、以权兑现才不吃亏。正是这样的为官理念,让他们一步步坠入腐败的深渊。

背离初心,越过底线,必遭祸患。很多落马官员,刚走上从政的道路,一般都能廉洁自律。然而,随着日子久了,看到别人依靠权力换取金钱、享乐、美色,自己就不甘寂寞,认为别人贪自己不贪会很吃亏。于是,从一瓶酒、一条烟收起,直至一部车、一座楼,看似赚了很多,结果却进了“笼子”,变得一无所有。这一“周期律”的背后,根本原因就是认为廉洁从政会吃亏,以及盲目攀比的心态在作怪。

当官发财,应当两道;为公为私,必须两清。廉洁从政,从来都不会吃亏。坊间曾有人作过比较,一名官员在位时意气风发,一旦被抓,呈现在庭审现场往往判若两人,不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就是一身重病、一副躯壳。可以说,这皆是贪腐惹的祸。

廉洁从政吃不吃亏?明太祖朱元璋告诫官员:“做清官,靠俸禄过日子,就像守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养活一家老小;如果从外面取水灌入井里,满了就要加高井台,一旦台被水没过,就会殃及你的乌纱帽。”唐太宗李世民跟侍臣说,“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如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这足以让党员干部深思之、镜鉴之。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只要有腐败行为,迟早会被发现。如果认为廉洁从政吃亏,背弃为官的原则操守,一切都会失去。张笑东在忏悔书中写道:“思想健康最重要,健康的思想是‘1’,职务、权力、荣誉等都是‘0’。思想上出了偏差,行动就会越轨,必然会触犯党纪国法,受到追究就会失去自由,失去一切。”张笑东案件再次证明:没有正确的从政理念,偏离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吃亏是福、为民至上的宗旨观,出事是早晚的。

廉洁从政不仅是为官者的护身符,更是为官者的人品官德。从底线的角度讲,廉洁从政就不会出事;从高标准的角度讲,廉洁从政才能保持公仆本色,留下政绩政声,而不是恶名骂名。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人正是坚持廉洁从政、廉洁用权,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为民服务上,让人民群众有口皆碑,名垂青史。

《韩诗外传》有言:“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为官者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廉洁从政不吃亏,什么时候都应自觉做到谨慎用权、正确用权、依法用权。(桑林峰史建民)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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